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恰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叙事,说秦始皇临终让大臣议嗣位人选,李斯建议胡亥,始皇说“可”。不同的史料足以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再检讨。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肯定是接触到了《赵正书》所记的这个说法的,甚至应该还接触过其他说法,但为什么《史记》选择了现在这个版本的故事呢?陈侃理指出,《史记》版叙事起于楚人反秦时的政治宣传,“胡亥不当立”的说法遂与汉朝的法统发生关联,自然为《史记》所取,其他说法慢慢消退,终至湮灭。
《赵正书》属于“小说者流”,在传统史料学框架下当然不足与千古杰作《史记》并列,但正如陈侃理所说,《史记》的史料来源大多数本就是和《赵正书》差不多的百家杂纂,今人应该在史料意义上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审查。不同研究者也许会在这两种叙事间各有自己的倾向性,但这里并不是急于是此非彼,而是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必要性。
《赵正书》与《史记》有关秦二世继位的两种叙事,与其他我们已不知道的叙事之间,当然是一种古老的竞争关系,本来《史记》版叙事已经取得绝对胜利,出土竹书却使这种竞争死灰复燃。面对这种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传统史学那样,过度信任《史记》的经典地位;或如当今某些研究者那样,一味偏向时间更早的出土文献),而要把它们都视为一种史学写作,看看各自分别由谁写、写给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写。这样,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种史学分析。如陈侃理所说:
“我们所要求得的历史之真,不仅限于史料记载的‘事件’之真。......历史学家不会轻易满足于接受胜利者的战报,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是回到历史记忆战争的现场,考察战争中的各种细节和可能,追寻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我说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主要是年轻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历史越是单一、 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这两年十分红火的《人类简史》,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书里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比如书里讲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说历史和其他那些所谓科学的学科不同,历史不能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也不可预测。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作者简介
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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