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 二 ) 说法|商纣王|妲己|比干|苏妲己

无论中国的传统史学多么发达，但那是在古代条件下的发达，学科本身没有发展出史学与史料学的理论自觉。史料是历史学的关键因素。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发端于重审史料，由此告别了、解放了并且现代化了中国传统史学。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史学又把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的传统历史学家称为古董学家(antiquary)。古董学家对史料与历史不加分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接受遥远往昔的东西。约翰·阿诺德(John H. Arnold)说 : “古董学家热爱过去。古董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在此有清晰的分野。......比起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来说，古董学家对过去有大得多的爱意要表达。”不过，也正是古董学所积累、发明和发展出的种种技术与规则，使得现代历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明确什么是史料、如何处理史料，历史就不再是古董，而成为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的一部分。
现代史学的基础是搜集、整理、审查、鉴别、分析史料，任何议题都有自己的史料范畴，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在此范畴内排除或扩充史料。当学者把什么是史料、怎样对待史料、怎样排列和分析史料当作研究任何课题的首要工作来做，很自然地，神话就不再能当作历史的一部分了。缺乏史料观念者必定“信古”，重审史料者难免会“疑古”。重审史料，把非历史的论述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基础上展示历史的真实面向，这正是疑古学派最成功的地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表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影响深远的革命必定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取得了成功。考古也好，证古也好，都以全新的史料观念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从疑古开始到今天为止史学的重要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对于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来说，这样的共识已不再会遭遇质疑：一切可借以认识过去的都是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质文化)，我们视之为史料而非直接等同于历史；规范使用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历史学早已在史料学方面建立起最严格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路先辈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此今天我们已不会有任何异议。只是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积累，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接下来应该再怎么往前走?
新的一步：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 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正军老师近年来提倡“史料批判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史料批判研究对史传文献持有批判、质疑的目光，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所提出的史料学以及当时的疑古思潮。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孙正军说明了史料批判研究和史料学的区别。他说 :“传统史料学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而“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史料批判研究受到后现代史学文本观念的影响，“并非只是向疑古运动简单回归”。
“史料批判研究”的合理性和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出现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总结。但我觉得，这个提法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方法上仍然是“不彻底”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史料批判研究，只是把历史史传文献当作了工作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献，而未能涵盖新史学建立以来所拓展的全部史料(至少是全部有文字的史料)。因此，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也就是说，不仅要涵盖一切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而且要涵盖尚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
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既有文字史料也有非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包括孙正军所提到的历代文献，也包括不是文献的文字。凡往昔之一切文字，无论书写于何种载体上，为何种书写体裁，文字多少，无不是新史学所开拓出来的史料，例如档案、地契、日记、板报等。把所有文字都看作一种史学写作，作者都有清晰的读者设定和写作目的。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碎的，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碎片，都可视为一部史书的残剩部分，都有特定的写作者(authorship)，其作者本有清楚的诉说对象(readership)，有明确的、特定的写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