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 三 ) 说法|商纣王|妲己|比干|苏妲己

这样的材料，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史学来对待，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从作者、读者与宣讲目的的角度看，所有史料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记》和街上一张大字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区别，都可视为一部史学作品。古人写点什么，不是为了保存下来给很多年之后的史学家当作史料用的，而有他那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写作目的。
还有非文字史料，如考古遗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也应该当作历史著作来阅读。当然，现代学科体系已发展出专门的学科、专门的技术来处理和解读这类非文字历史著作，比如考古学、艺术史、人类学等。这些学科都已发展出一些技术性非常强的阅读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不过，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我们说的“一切史料”还“涵盖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开拓出来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被消失的、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比如没有水的、正在消失的鄱阳湖，物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独角兽，因过度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池塘，浓重雾霾下看不见街道和楼房的北京城，等等。空白，没有，也是史料。这就联系到我这几年常说的一个话题：遗忘。
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比如一天记诵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都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
我们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什么样的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过去几千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传统史学，就是这种被安排的结果。中国史学有官修正史悠久的、独特的传统，这反映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所有其他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傅斯年说传统的史学是“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当我们意识到存在着遗忘的竞争，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伦理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因此，那些遗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史学”。
拂去竞争的烟尘：探寻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关于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我举一个很好的研究实例。陈侃理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史学》第 26 卷(2016 年)有一篇《〈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对于《史记》的史料学特色有非常好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线索是，秦二世胡亥之继秦始皇为皇帝，到底是不是秦始皇临终指定的？
传统史学中只有《史记》一种说法，即胡亥本非秦始皇指定的嗣君，而是在秦始皇死后由赵高、李斯矫诏诈立。对于如此充满潜在争议价值的事项，秦末汉初必定存在多种说法，但是因《史记》的独特地位，两千年来，司马迁所取的说法便成唯一幸存者，其他说法早已消失。如果不是因为今日幸见出土竹书，研究者即使对《史记》的说法颇存疑虑，也因全无证据而无从质疑。

文章插图
图：复原后的部分《赵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