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司马迁对商鞅的“浮说”有何质疑？( 二 )

商鞅好“刑名之学” ，这是战国时代法家的一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授官用人，循名责实，量刑施法，生杀予夺，是关于统治术的学问。
从国之利益出发，商鞅对公子虔的惩戒完全是有法可依，而且还证明他的铁面无私。这不是他的优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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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欺魏将卬（[áng]同“昂”）。秦魏两国接壤，多次发生战争，在秦孝公之前，秦国与之交战基本不占优势。在商鞅变法取得一定成绩时，商鞅建议秦孝公伐魏，并得到应允。于是，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惠王便派了公子昂应战。
公子昂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魏惠王的弟弟，又是商鞅的老朋友。秦魏两军开战，双方相峙数日未有结果。商鞅坐不住了，因为再耗下去对秦军没有一点好处，于是便向公子昂施了一招“瞒天过海” 。
他给公子昂写信说要与他订立盟约，各自班师。公子昂当然同意了，于是前去与商鞅会盟，不料商鞅在公子昂放松戒备时，俘虏了公子昂。魏军主将被俘，军心大乱，商鞅乘机进攻，魏军大败。
商鞅与公子昂各为其主，战场交兵本是公子昂轻敌，欺敌乃天经地义，这怎么能埋怨到商鞅身上，那苦肉计岂不是要受到道德审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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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不师赵良之言。商鞅手下有个谋士叫赵良，才华出众，商鞅非常欣赏他。有一次，他劝商鞅早点隐退，并把封地归还给秦王，因为他认为商鞅变法不得人心，比如说得罪了公子虔，还说商鞅不是靠自己名声得到秦王召见，而是走了歪道。
其实赵良之言就是一套明哲保身的言论，而商鞅志在施展抱负，他是不可能听赵良之言的。
其六，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其实这些文章都是变法名篇，与其人行事相类，这是很正常的，激励民众，刺激生产，怎么能说成是“刻薄”呢？
所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的人格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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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究竟有没有造反？
对于商鞅的结局，在《战国策》和《史记·商君列传》中并不相同。在《战国策》中的记述相对比较简洁，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有意将大位传于商鞅， “欲传商君，辞不受” ，之后“商君告归” ，回到他的封地。秦惠王即位后，便有人劝说他除去商君，于是就有了之后的车裂商鞅。
而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述就比较复杂了，在公子虔告发商鞅造反后，司马迁对之后商鞅的遭遇进行了细节描写。如说他先是逃到函谷关，旅店也得入住，好不容易逃到魏国，还被魏国赶了出来，并且魏国花费大量精力还把商鞅给逼回了秦国。之后商鞅才想到了造反，结果又没打过秦军，最后被杀后还遭遇了车裂尸身。此后，秦惠王还灭了商鞅的家人。
对于商鞅的两种记述，都表明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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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鞅是被人告发的，致于他是否有罪，这个取决于告发者的动机。
其二，商鞅之死的确是秦惠王下的令，理由有两点：一，商鞅权势过重，对君主构成威胁，不杀不安心；二，秦惠王与商鞅原本就有政治仇恨，杀了商鞅以泄私愤也是合理的。
其三，也是有争议的一点，《战国策》没有提到商鞅造反，而在《史记》中，不仅明确提到他造反，而且把过程也记述的很清楚。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矛盾。
比如商鞅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史记》没有提及。但我们推测无非有二：一为活命，二为夺权。如果这个动机成立，那么依商鞅的智商，第一反应肯定是回到封地，组织兵力，更或者说，如果有造反之心，在秦孝公时期就应有所准备，而不是等到秦孝公死后将自己置于东躲西藏的境地，最后才选择匆匆起兵，这种注定是一种失败的造反，对于商鞅而言，有何意义，这不符合像他在秦国的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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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的逃跑路线更是离谱，函谷关在当时如同对黄河的叫法一样，天下人说起关或河，指的必定是函谷关或黄河。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一向是秦军重兵把守的一个要塞。而商鞅在追捕令已下的情况下，还要再向虎山行，他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