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德意志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获得了政治影响,扩大了政府权限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内容是关于普鲁士“文化斗争”的。由俾斯麦这样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帝国也获得了普鲁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更多需求,帝国国际义务的增多,越来越要求扩大帝国政府的权限。1873年成立帝国铁路局,1874年成立帝国银行,1877年成立最高法院。社会立法一经通过,就适用于整个帝国,1900年还编出了一部统一的法典。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明显的,但联邦主义的强大势力,包括许多小邦政府,保守党和中央党,都在加紧活动,保护各小邦的权利和自治地位。仅仅由于普鲁士军事邦还为整个帝国提供“军事保卫”,这一切紧张因素暂时将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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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非常注意领导德意志帝国的新教国家普鲁士,担心随着普鲁士一德意志国家政权的增强会削弱教会的政治影响。早在北德意志联那成立的时候,天主教会的报纸就同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方针唱反调。俾斯麦说:“调节这种音调的音叉应到罗马去寻找。”在1870年德法战争期间,罗马正式宣布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永无谬误”,在这之前,教廷还公布了《谬论摘编》,教皇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列为“谬论”,这就使得德国自由主义力量和俾斯麦政府联合起来,对天主教会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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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长期存在的反教权主义思想现在猛烈地爆发出来。俾斯麦进行这场斗争的动机同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人不一样,他是看到,自帝国成立时起,一切反普鲁士的分离主义势力,包括巴伐利亚人、符滕姆贝格人、巴登人以及各邦分离主义者,还有波兰人、阿尔萨斯的天主教徒,都聚集在教权主义的旗帜下;帝国内天主教的中央党,成了他们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表,中央党在1871年刚刚开幕的帝国议会上提出,帝国政策应支持梵蒂冈教皇,实际就是让新教邦屈从于罗马天主教;巴伐利亚天主教士布道时公开攻击俾斯麦的政策;天主教会青年运动成员甚至行刺俾斯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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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对中央党的成立是敌视的,说它是“国中之国”,他也对中央党同汉诺威的居尔夫家族联合起来并支持波森的波兰人而感到恼火。也许更重要的动机还是同对外政策有关,俾斯麦总是更多地受国际关系问题而不是受国内政治支配的。俾斯麦相信,通过打击德国的天主教徒来打击梵蒂冈,就能孤立并摧垮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保护者、教权主义的法国,确保同俄国和意大利的友谊。总之,天主教中央党的分离主义一反对派活动,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普鲁士”—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是一种现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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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俾斯麦没有利用资产阶级自由这一武器。他的新帝国如能像近代文明国家那样进行治理而不是依靠普鲁士军棍的话,中央党这个反对派是起不了很大作用的。他在胜利冲昏头脑的情况下,完全看不到当时他有击溃中央党的可能性。他未曾设法用近代立法来约束中央党,而本着用旧普鲁士的军棍打击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物。他还把现象当成本质,向一般的天主教教会寻衅挑战,利用各种非常法令并且令人讨厌地插手教会内部生活,对教会步步进逼,以致激怒全国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居民起来反对俾斯麦。中央党反而被迫拿起资产阶级自由这个武器,在俾斯麦的旧普鲁士的“治国之道”面前显得理直气壮,不可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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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6月19日,《十字架报》发出一篇受命于俾斯麦的措辞尖锐的文章,对天主教“宣战”,这不仅意味着针对中央党,连罗马教廷也成了攻击的对象。7月8日,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处”被取消。11月俾斯麦公布法令:把一切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2月颁布帝国法令,规定教士不得在布道中谈论国事,否则予以速捕或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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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月22日,普鲁士文化大臣、温和保守派人士冯·米勒( von Mahler)因不同意俾斯麦的教会政策而被撤职,代之以激烈反对天主教教权主义的自由理性主义者阿达尔贝特·法尔克( Adalbert Falk)。月,取缔耶稣会,逮捕了科伦大主教、波森大主教及另外两个辖区主教,撤换了1300个教区的教士。俾斯麦对帝国议会议员说:“放心吧!我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