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80后宁波鄞州作家徐海蛟拿下了三毛散文奖( 四 )


——选自《父亲》
4、父亲是一位乐天派梦想家,一个唯物的有神论者,一个心慈手软的叛逆者,一个胆小如鼠的大英雄。
——选自《父亲》
5、茅坑皆坐落于必经之路,三五个,六七个排排相连。他们这样安排,想必也是文明之举,将这又脏又臭的所在作了区域划分。这样便很有意思,你会经常见到两个人或三个人在茅坑那儿相遇。遇到谁纯属偶然,厕所不分男女,遇到的自然也不分男女。便一视同仁,坦然地解开腰带,褪下裤子,坐上茅坑,无论男女皆毫不犹豫。村庄就那么大,相遇的人都熟识,既狭路相逢,便和气地点头招呼。不过现在我已忘却招呼时会不会包含那句话:“吃了吗?”
自然平常,人们坦坦荡荡坐于路旁,露着两片白花花的屁股,当然也有些屁股并非那么白。不管屁股颜色如何,坦荡确乎不变的。这也使我想到无论什么事,不再掖着藏着,就那么敞亮地来,或许人心就踏实入定了。
——选自《羞耻》
6、外公觉得生活就是他能一眼望到底的样子,家筑在山沟沟里,种几亩山地,村里分到了几十亩林子,家里七个孩子,一头黄牛,一头猪。每天起来,下地干活,每晚回来,摸着黑,点着油灯早早上了床。
母亲也同样觉得生活是她能一眼望到底的样子,做姑娘时帮家里分担家务,抚养弟妹。学会烧菜做饭,纳鞋底,织毛衣,补衣服……嫁人后为丈夫生儿育女,尽管作为女人,她同样会种地,打柴,烧炭,熟稔各样农活。在她的生活里,有风雨,有汗水,有种子,有果实,唯独很少遇见字,她的生活似乎与字无关,字既不能当柴烧,又不能当饭吃,认不认得字有什么干系呢?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村里通知村民办理身份证。母亲说,村里很多人都想不去办身份证的,她也那么想。跟她相仿年龄的女人们都觉得这把年纪了,天天窝在山里种地,这辈子走不出大山去,还得往乡里跑一趟去办一张无用的身份证,费事。她之所以又去办了身份证,是听邻居大嫂说了一句话:“身份证还是能派用场的,将来你孩子到城里上大学去了,做了城里人,要去看望他,就用到身份证。”
母亲的名字被写下来,除了结婚证,大概就是那张身份证了。那是在山村里的母亲少数几次和字生发的关系。
——选自《母亲与字》
7、有一年夏天,台风带来暴雨。村里的河水漫出来,道路、田野都被淹没了,我们将家里的床脚垫上三块砖头,可水不出半个时辰,就爬过了三块砖头,一个时辰后,爬过了我们的小腿,爬到膝盖时,大雨才停住。我们趟着水,坐到床上去,床脚早已没入水中了,原本直立的床脚,看起来似乎是歪斜的。坐在床上,就像坐在小驳船上。但我们没有悲伤,我拿着老师那儿借来的普希金诗集,翻到《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一页,把那首诗读给妹妹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当我念着这样的诗句,仿佛真的看见了快乐的日子,它胖嘟嘟的像安徒生笔下那只肥嘟嘟的烤鹅那样笨拙地朝我们奔来。
——选自《黑暗里的爱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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