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留遗产,母亲远走异国,姐姐失联31年,他一生有亲人无亲情( 四 )
张子静在口述中吐苦:“姐姐成名后我去看她,十次有九次见不到。”
当他难得找到姐姐的那一次,是因为他与同学创业办刊,想请姐姐帮忙约稿,打响刊物的名声。但张爱玲没有太多的犹疑便拒绝了。最终张子静的刊物《飙》关门大吉。
不少探讨这件事的伦理辩手都曾发出质问:张爱玲占据了比张子静更多的,父母愿意拿出来的家庭资源。虽无可厚非,但从某种义务出发是否有向弟弟伸出援手的责任?遗憾的是,张子静未曾获得任何帮助。或许当他渴望姐姐搭把手时,就会得到诸如在一九八九年回信中那样委婉的回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很显然,在中国人一向以为血缘定义亲人的固有认知里,张子静早已迷失在涕泪交加的路上渐行渐远。
父亲对我尽到了养育之恩,我不怨他。母亲对我有怀胎十月之恩,我亦不恨她。姑姑是新派女性,向来视我为父亲底下调教出来的“旧派分子”,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距离,那也是理所当然。
而我的姐姐,我不记得我曾帮过她什么,所以没资格要求她报恩。她拒绝我的约稿,我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没人比我更了解她。她从不悲天悯人,不同情弱者,慈悲布施与她无缘,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不例外。至于她是否有义务帮助我——出于她得到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我想,这无疑是道德绑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因为父母的偏心而去勒索我的姐姐,我想我还没窝囊到那个地步。
但话锋拨转,有人说,“为什么一家人都不喜欢你,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这仿佛在拿着受害者有罪论在审判我,又或者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能把脸伸过来,我一定用一个巴掌响给您听听。
这类带有人身攻击的揣测,早已众说纷纭,我并不难堪,只是被调侃到婚姻问题时颇多感慨。
“一个教师连结婚都结不了?”
结不了婚不一定是因为没钱,也可能是因为一句名言...“结婚这辈子是不可能结婚的。”
我全家在感情上没有一个正常人。父母离婚,姐姐离婚,姑姑晚婚至78岁。拿我姐姐的一句话来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去碰呢?况且我已潦倒成那样,还背负了家族的“荣光”。不会再有女孩看上我,能在乡下平平安安做我的教书匠已心满意足。
1957年9月,黄逸梵在英国伦敦去世。临死前,她将一箱古董寄去了美国。想必你我都难以相信,她唯一的儿子正在国内萧条的大环境下生活维艰。作为母亲,她却把最后仅有的遗产寄去了更富生存机会的美国,给了那个拒绝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女儿。
38年后,张爱玲与母亲殊途同归,黄泉相逢。弥留人间之际 她选择与当年的母亲一样,闭着眼睛遗忘了尚在人世的弟弟。她的所有版权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全部交由朋友宋淇夫妇继承。海岸线万里开外那个垂垂老矣的张子静,连一件值得留念的遗物都没得到。唯一能得到的,只是一个关于姐姐逝世的消息,为之落泪的,也是这个消息。
“一九九五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我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光阴的两岸,姐弟曾同分一颗糖的童年,早已挥别成背影, 留下一段记忆被岁月吹散,再奔赴各自的颠沛流年。
1997年,张子静去世,他死在了后母留给他的那间14平米小屋里——那是他晚年唯一的容身之所。
“‘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这句话多有自贬,如果可以,我希望收回这句话,因为我拒绝承认自己平庸,也拒绝他人评价我平庸。比起我一辈子都没真正工作过的父亲,一辈子都在云游四方的母亲,我办过杂志,当过银行职员,做过人民教师。我一点都不平庸,我只是选择做了一个平凡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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