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追忆史景迁：授权翻译《改变欧洲》的一波三折，这些社交场场不落( 三 )

——原来如此。史景迁对此显然有一抹歉疚，“这样吧，下次我会留心您的信。您知道我太忙，差不多没时间专门写这类授权信。您给我写封信，把事情原委包括您要翻译我的哪本书，什么情形以及具体内容等写出来；然后留下空白处容我思考和批复。如果我同意，咱们就不必专门再来回写信了。我就在您的信上签名批复并授权，这样如何？”
“好的！”我当然同意。不过那时候国内刚刚加入世界版权组织不久，出版部门发表译文往往要译者问明版权和版税问题。有的书如果没有事先谈好版税，出版社根本不接。虽然难以启齿，我还是嗫嚅着说出来了国内出版社窘况，并问他版税如何以及怎样支付。没想到他呵呵一笑说他知道我了解的所有情形。他不介意版税也知道不会有多少，但是却告诫我，他的条件是要我找国内比较优秀的出版社出版。
这个我一定做得到。大题目定下来，下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我没有辜负史景迁的嘱咐，其后在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跨文化对话》中出版了《改变欧洲》的全译文。因为此著体量略小，是跟别的内容联合出版的，我感到不甚满足。其后我又在上海书店出版社《遭遇史景迁》中再次完整刊登了此著，算是专门为它出了一个单行本，终于还愿。由于史景迁授权给我包括了繁体字本，我也在美国《世界周刊》及台湾的《联合报》刊登了史著的译文，在海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书报等我当然也都寄给了史景迁先生。
此后经年，得知在国内史景迁越来越火，总是有人想翻译他的全集。看到所有他的作品虽然浩浩荡荡，却几乎独缺这本《改变欧洲》——史景迁的确是个讲究信义的人！他既然答应这本书的翻译权给我，就没有再轻许他人，而且这是本在他的学术生命中承担着起承转合、昭示着他的学术转型和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书！言必诺行必果、为传播学术和真知分文不取，这不是中国古人崇仰的古仁人之心、不是义气又是什么呢？
肆义气的另一面
跟史景迁熟稔之后，我发现原来他第一次答应了却久不回音“抻”着我，并非健忘或高傲，而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和修炼；他在勘验我是否真的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是否真的能百折不缩经得住等待、冷落、搁置和企盼。如果我只是一时逸兴想翻译，遇钉子而退，于他，自是无足考虑，弃之如敝屣可也。如果我真经得住考验或者真的识货，是不会因为一时受挫而轻言放弃的。所幸，我经得住了他的审察，一而再，再而三，他识得了我的信心和诚心。翻译此著虽不是我的主业，但在研究西方汉学史上还是有贡献的。不只是在以上专门翻译著作里，而且在我发表在《世界汉学》《文化中国》以及有影响的高校学报引证的史景迁史料中，这些内容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反响，成了我研究西方汉学史历程的一个亮点和里程碑。
当然，史景迁的讲义气并不仅在跟我相处的这一件小事上，而是体现在他的生命和学术生活的很多方面，不只是呈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上，也体现在他的为人和日常生活中。我前面说过，史景迁是个名人和闻人，他也特别注意隐私，更不愿分神跟世俗社会打交道。凡出席公众场合，他往往非常警觉、洁身自好躲避人。我常见他在社会活动中中途退席、躲避跟不相干的人合影并婉拒签名等。但有的社交场合他却从不躲避甚至专门去趋奉，而且几乎场场不落。
哪些场合呢？对一些前辈、宿耄以及学术上有名望的故交，无论多忙，只要他人在美东，总是会准时前往致敬捧场的。就是因为相信他这一面，我能够有缘在纽约跟他有不少往还。其中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向汉学界前辈傅汉思致敬的学术活动以及多次张充和的讲座，他都坚持拨冗前来出席致意。有的甚至史景迁本人并没有发言或讲话，只是做一个普通观众和听众。他执守着传统学人对前辈的恭敬和谦逊——有的甚至不是学术方面的活动，比如说张充和的昆曲讲座甚或书法展示和讲座等，史景迁皆百里之外赶来捧场。
我对他做人的讲义气、识大体和礼数周全、人情周到，认识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小型活动中不断丰满起来的。印象中，有时大概他真的很忙，甚至不得不中途提前退场，但他却几乎从没迟到或缺席过。
除了对前辈礼数周到，他的义气还表现在对其恩师的景仰和深情里。他在其讲演和著作中多次回忆起自己治学缘起和当年老师对他培训的严格。业师芮玛丽和芮沃寿夫妇对自己的培养，不只是在书本上，他从二位老师抗战时在中国的经历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苦难，从而将自己的学术视野拓宽到了现当代中国，包括了五四、救亡甚至徐志摩。他特别感激导师芮玛丽将自己介绍给了恩师房兆楹。